中國士大夫對耶穌會士傳播西學的態度，傾向以經世實學為價值判斷的標準，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西學」與現實功利主義結合起來，將「西學」作為一種「實學」來考察的。清初康熙重用西教士，是重視西學之「用」，而非其「體」，甚至對其「體」要加以排斥。這種「節用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的思想，實為後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濫觴。

綜觀明末清初的士大夫之中，有些是吸納西學而發展中學的，也有些是排斥西學而鼓吹西學無用的。吸納西學的，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科學與教義俱接受，如徐光啟、李之藻；另一類則是只吸收西方科學而擯棄其宗教的，如康熙、王錫闡（1628-1682年）、梅文鼎（1633-1721年）等皆屬此類。而對於西方的宗教與科學一概排斥的，如明末魏浚（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中進士）、清初楊光先(1597-1669年)等。

1607年，由利瑪竇口譯、徐光啟筆錄的《幾何原本》中譯本得以出版，可以說是利瑪竇和徐光啟共同合作翻譯的成果。其實，當時除了徐光啟、李之藻等幾位西學先行者可以掌握《幾何原本》的內容外，鮮有大臣與讀書人能夠看得明白。正如徐光啟在《〈幾何原本〉雜議》中，有這樣的描述：

「似至晦實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實至簡，故能以其簡簡他物之至繁；似至難實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難。」

可見此書的翻譯工作是十分艱深的。然而，《幾何原本》在數學史上或是在科學史上均被視為經典，其於數理的演繹系統方面奠立典範的作用。因此，徐氏能把此書譯成中文，意義實在重大。他在《〈幾何原本〉雜議》中表明其對西學的推崇，有言：

「昔人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吾輩言幾何之學，政與此異，因反其語曰：『金針度去從君用，不把鴛鴦繡與人』，若此書者，又非止金針度與而已，直是教人開艸冶鐵，抽線造針，又是教人植桑飼蠶，湅絲染縷，有能此者，其繡出鴛鴦，直是等閑細事。」

崇禎二年（1629年），由於欽天監未能測準日蝕的時間，反之，徐光啟運用西方的曆法，卻可作出準確的測量，於是崇禎委任徐氏擔任修改曆法的工作。徐光啟聘傳教士龍華民(Nicholas Longobardi，1559-1654年)和鄧玉函以及士大夫李之藻等共同參與編譯天文學書籍的工作。結果，他們花了五年的時間，以「熔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模型」的原則，撰成《崇禎曆書》。它是一本講述「以本輪、均輪體系來解釋天體運動速度的變化」的專書，這大大引領了中國的天文學從傳統的代數學系統邁進幾何學系統的新紀元。此外，《崇禎曆書》還介紹地球概念；經度和緯度的刻畫、測定天文現象的標準及其計算方法等。無疑，這相對於傳統中國的測量方法來說，顯得更為精密。而且使預測日蝕、月蝕等工作方面，更加進步而且便捷得多了。但是該書對哥白尼學說並未有所提及，因而可以了解當時西方傳教士所輸入的科技，並不算是在歐洲天文學中最先進的知識。

概括而論，中國士大夫接受西學的態度，有以下共同之處：

• 第一，以博大的胸懷和開放的態度來對待外來文化；
• 第二，積極瞭解西方文化的長處，並且勇於吸收；
• 第三，洞悉中國傳統文化的短處而敢於揭短改進；
• 第四，在衡量中西文化價值上，不因西學有所長而盲目迷信，也不因中學有所短而妄自菲薄。

至於抗拒西學者，主要排斥曆算學、地理學和醫學等方面。例如晚明士人魏浚認為所謂西方的地理知識全是傳教士自行胡亂編作而成的，其在〈利說荒唐惑世〉中直斥說：

「(所著《輿地全圖》等書)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見，足之所不能至，無可按驗耳，真所謂畫工之畫鬼魅也。毋論其他，且如中國於全圖之中，居稍偏西而近於北，試於夜分仰觀，北極樞星乃在子分，則中國當居正中，而圖置稍西，全屬無謂。……鳴鑾（中國之北）、交趾（中國之南），所見相遠，以至於此焉得謂中國如此蕞爾，而居於圖中之近北？其肆談無忌若此。信之者乃謂其國人好遠遊，斯非遠遊者耶？談天衍謂中國居天下八分之一，分為九洲，而中國為赤縣神州，此其誕妄，又甚於衍矣。」

得見魏浚認為利瑪竇所著的《輿地全圖》中指出中國位於世界的西北方的解釋，相比起先秦時期鄒衍 (約前305-前240年) 所說的，更為錯誤與無稽。此外，又有晚明李維楨 (1570-1624年) 指出利瑪竇所說與鄒衍同出一轍：

「抑余嘗觀司馬傳鄒衍作迂怪之談，列中國名山、大川、廣穀、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海外，人所不睹，謂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耳。王公大人奇其言而尊事之。頃有化外人利西泰為《山海圖》，狹小中國，略與衍同。」

可見李氏認為中國傳統學問亦可以回應近代西方的知識體系，從其語意之中，略悉李氏並不太推崇西學。還有，楊光先反對新曆，曾回答康熙時說：

「臣監之曆法，乃堯舜相傳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堯舜相傳之位也；皇上所承之統，乃堯舜相傳之統；皇上頒行之曆，應用堯舜之曆；皇上事事皆法堯舜，豈獨於曆有不然哉？今南懷仁天主教之人，焉有法堯舜之聖君，而法天主教之法也？南懷仁欲毀堯舜相傳之儀器，以改西洋之儀器，使堯舜之儀器可毀，則堯舜以來之詩書禮樂、文章制度皆可毀矣。」

楊氏企圖把新曆與上古堯舜的政治正統聯繫起來，藉此左右康熙不要擅意改行新曆。從以上可知，明末清初士人排斥西學的原因，大致如下：

• 第一、只憑恃主觀的感覺而摒除科學的客觀；
• 第二、只沿襲傳統舊學而不探究西學新理；
• 第三、只為意氣權力之爭而不重大局的發展；
• 第四、執著中西夷夏之防而不虛懷若谷；
• 第五、只顧迷信盲從而排斥科學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