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書院

何啟，原名何神啟，字迪之，號沃生。原籍廣東省南海縣西樵村，1859年3月21日（清咸豐九年二月十七日）生於香港。他的祖父在馬來西亞馬六甲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內的印刷所工作，英華書院由倫敦傳道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牧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於1818年建立。何啟的父親是何進善（何福堂或何潤養），幼年在英華書院和印度加爾各答教會學校讀書。二十一歲成為基督徒。1843隨英華書院來到香港。兩年後成為牧師，善於傳道，馳名粵港兩地。1863年協助倫敦傳道會在香港設立福音堂。此外，他在倫敦傳道會另一名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的鼓勵下，撰寫宣教作品，因此有「近代中國第一位神學家」的譽稱。在香港傳道的時候，何進善還與人一齊經營房地產，獲利甚豐，足以支持兩名兒子出國留學，他過世時遺產有十萬元。何福堂的死因有兩種講法，第一種講法是他在1870年中風後，翌年身體健康轉壞而逝世；第二種講法是1872年他在廣東佛山傳道，和當地人民發生衝突，在衝突中身亡。何進善身歿後，除留下豐富的遺產外，還有五子六女。其中女兒何妙齡嫁給近代中國著名外交家伍廷芳。

何啟

何啟在何進善的兒子中排行位置，學界有三種說法，分別是第二、第四或第五子，他出生後即由理雅各牧師施行洗禮，成為倫敦傳道會道濟堂的會友。十一歲入讀香港中央書院（Hong Kong Central College），該書院是港英政府在香港創辦的第一所官立中學，實行中英文教育。1889年改稱為維多利亞書院（Victoria College），1894年更名為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沿用至今。1872年，何啟在中央書院畢業。在書院期間，何啟接受系統的西式教育，為其日後汲取西學奠定良好基礎。同時他亦認識了胡禮垣。畢業後何啟遠赴英國留學，於蘇格蘭根德郡（Kent）馬格特（Margate）的巴爾美學校（Palmer House School）接受中學教育。1877年，考入蘇格蘭阿伯丁大學（Aberdeen University），修習醫學。阿伯丁大學創立於1494年，是英國歷史悠久的大學，在蘇格蘭三大名校中排名第二。1879年何啟順利畢業，得到內科學士及外科碩士學位。此外，何啟又通過倫敦第二古老私立醫院，即聖湯瑪士醫院（St. Thomas's Hospital）的臨床實習，成為正式的外科醫生。同年更通過英國皇家外科學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的考試，取得了院士資格。

在聖湯瑪士醫院實習期間，何啟邂逅了一名英國女子，她就是雅麗氏（Alice Walkden），互相發生感情。雅麗氏出身名門，其父親獲根約翰（John Walkden）是英國下議院議員。在雅麗氏的勸告下，何啟進入倫敦林肯法學院（Lincoln's Inn）修讀法律，目的是躋身貴族行列，成為受人尊重的紳士。當時林肯法學院是英國最負盛名的法律學院，它與倫敦另外三間法學院，即內殿法學院（Inner Temple）、中殿法學院（Middle Temple）和格雷法學院（Gray's Inn），並稱英國四大法學院。1881年，何啟在林肯法學院畢業，並且與雅麗氏結婚。中國男子娶英國女子的情況，在當時實屬罕見。1882年，取得大律師資格，獲時任香港總督的軒尼詩（Sir John Pope Hennessy）贊賞。繼後何啟携妻返回香港，結束十年在英國的留學生涯。留學期間何啟似乎與中國的留英學生沒有任何接觸，不過這時候正值是英國國力最強盛，使到何啟對英國非常推崇，刺激他日後提倡中國改革要以英國為仿傚對象。

返回香港後，何啟掛牌行醫，但是由於香港華人只接受免費的西醫治療，因此何啟的生意欠佳，他決定轉當大律師，獲香港高等法院（Supreme Court of Hong Kong）接納。此外，還經營房地產及其他生意。雅麗氏為何啟誕下女兒，然而她突然染病，一臥不起，在1884年病逝，雅麗氏逝世對何啟打擊極大。他從雅麗氏的遺產中，拿出二萬元，資助倫敦傳道會購買荷李活道75至81號的一塊土地，在該地興建醫院，命名為「雅麗氏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即大埔那打素醫院前身），藉以紀念亡妻。1887年2月，雅麗氏醫院正式向外開放，同時何啟亦擔任該醫院財務委員會主席，時間長達二十七年。而雅麗氏去世後，何啟續弦，娶黎玉卿（父親是美國人）為妻。

為了促進香港華人接受西方醫學，還有培養合格的香港華人醫生，何啟打算在香港創辦一所西醫學校，得到倫敦傳道會會友和在港英國人士的支持。1887年10月1日，香港護督金馬倫中將（Major-General Cameron）在香港大會堂宣告「香港西醫書院」（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成立。書院成立不久，同治中興名臣李鴻章出任西醫書院的贊助人。西醫書院的學制是五年，前兩年以學習基礎理論為主，第三年起開始展開實習，而實習的比例不斷增加，到第四、第五年學生要根據其個人選擇，進行專門學科的學習和臨床實習，而書院所有課程均以英語授課。從創校起，何啟獲聘為該校的名譽秘書，並且擔當院法醫講座教授一職，講授法醫學和生理學。雅麗氏醫院則成為香港西醫書院學生的實習地方。英國人康德黎（Sir James Cantlie）在香港西醫書院長期工作，負責行政和教學，他對雅麗氏醫院的設備和規模，還有香港西醫書院學生的學習情況有所論述，他說：

吾人從事病理之實際教學於雅麗氏紀念醫院，可謂盡善盡美，再無比此更合用之場所可得矣。書院及學生蒙倫敦會安插於此，至感厚誼。此醫院之規模，實比不列顛學習所需之莊嚴講台為大，同人可能證實在不列顛無比此更能借給專業實習機會或物質之醫院也。於學習之進程，本院學生每日均在門診室或病室，從初入學，直至今日，得有學士資格，均在門診室及病室負外科醫生助手、及司藥助手之責。

1912年，香港西醫書院併入香港大學醫科，由創辦到結束共有一百二十八人入讀，而該書院最著名的學生，當然是中國偉大的革命家孫中山。正如香港史研究著名學者羅香林教授所說「按西醫書院自一八八七年創立，至一九一二年，併入於香港大學，成為港大醫科，即未自招新生。計自一八八七年至一九一二年，凡歷二十五年，以屬專門醫科性質，且須配合醫院實習，故歷年學生，合計僅得一百二十八人，而以國父孫中山先生，及王寵益等為最著名。」早在1883年，孫中山已經來香港求學，後來他接受區鳳墀牧師的建議，1887年再臨香江，九月入讀香港西醫書院，當時孫中山以「孫逸仙」之名注冊入學，他成為何啟的學生，二人關係十分密切。1892年，孫中山以優異成績畢業，與江英華同為香港西醫書院首屆的畢業生。日後孫中山向何啟女婿傅秉常坦承「自己受惠於何啟之教。」據傅秉常回憶，他表示孫中山「於暇時常談起親受何啟教益之種種，自謂其革新思想頗受何啟之啟發。」

除推動香港醫學發展外，何啟亦以香港華人社會領袖自居，積極參與有關香港的社會事務。1882年，何啟被港府委任為太平紳士（Justice of the Peace），任期長達二十六年。太平紳士的影響力不小，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的產生，首先要經過太平紳士提名推荐，後由香港總督委任。此外，在社會發生暴動的時候，太平紳士可以命人維持社會秩序和拘捕暴徒。還有太平紳士有權自由進入民宅搜查嫌疑犯。除太平紳士外，他也在1886至1896年間出任公共衛生委員會非官守委員。此外，又於潔淨局（Sanitary Borard）、團防局（District Watch Force）、東華醫院和保良局擔任要職。1890年，何啟繼伍廷芳、黃勝，成為第三名華人獲政府委任，擔當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立法局最初稱為定例局，是港督的高級諮詢機構，職責是協助殖民政府制訂法律，管理港府的財政開支。香港華人獲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皆因華人在香港經濟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何啟從1890年擔任議員一職，直至1914年，其間在1897年3月13日離開香港，隨伍廷芳前往上海，協助實業家盛宣懷處理外交和經濟事務，至1898年3月才返回香港。1914年3月，何啟的立法局議員任期完結，但是他未獲港府邀請連任，皆因港督梅含理（Sir Francis Henry May）不滿其拖延了一段長時間，才解決1912至1913年間本港華人杯葛使用電車的行動。梅含理也指責何啟貪污和介入中國內政。

至於何啟對香港社會的貢獻，首先是保護宋王台。元朝攻打南宋，宋帝趙昰逃難至香港九龍半島。日後港人在馬頭角海濱一個名為聖山的小丘上，修築了宋王台，藉以紀念宋帝趙昰。山頂上有三塊巨石，叠成品字狀，其中一塊刻有宋王台三個大字。1807年曾作出重修。十九世紀末，由於九龍築路建房，急需大量石料，有商人在聖山放炮採石。當地居民自發組織起來保護宋王台，何啟對此大力支持，經他多方奔走呼籲，1899年港府接納何啟建議，頒布《保護宋王台條例》，禁止人們在聖山採石。宋王台得到了保護，保存至今，成為重要歷史古蹟，同時更成為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其次，就是幫助香港大學的建立。1907年，盧押（Sir Frederick Lugard）擔任香港總督，他發表演講主張創辦香港大學，而何啟亦有相同看法，認為未來的香港大學，應以香港西醫書院和香港工學院為基礎，再增設文學院，實行三院制。1909年，香港大學籌備委員會成立，何啟擔任助捐董事會主席，同時又幫助文學院的設立。翌年香港大學宣告成立，使香港高等教育發展邁進新的里程。復次，促進啟德機場誕生。隨著香港經濟成長，本港人口不斷增加，對土地需求越來越大。香港政府實行填海造地政策，鼓勵商人填海造地。何啟決定與親家區德合作，組建啟德投資公司，通過投標購下九龍灣海床，自行填海為地，將填海得來的土地租借給香港飛行會，作為飛機升降用途。1928年，啟德機場正式出現。繼後多次擴建，成為亞太地區第一流的國際機場。除此以外，何啟亦向政府爭取興建華人墳場、促使保良局成為法人團體、維護1894年鼠疫期間被西人抨擊的東華醫院，以及支持訂立讓工人享有廉價使用電車的法案等。

然而何啟的一些舉動，明顯維護上層華人的利益，例如反對擴建監獄、改善貧窮華人的住屋衛生環境和禁售鴉片，還有要求興辦只招收富有華人家庭子女的學校。不過何啟始終對香港貢獻良多，1892年英國政府授予他騎士勛章（The 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1912年，英國再賜予爵士名銜。

何啟

何啟的關注目光，不僅限於香港，還有中國內地，以行動和言論推動中國現代化，藉以振興中華民族。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反清組織興中會。翌年2月21日舉行香港興中會總會成立大會，與楊衢雲策劃廣州武裝起義，以失敗告終，史家稱該次起義為「乙未廣州之役」。何啟並非興中會會員，不過他參與起義工作，1895年8月與孫中山、香港《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記者黎德（T. H. Reid）、《士蔑西報》（The Hong Kong Telegraph）記者鄧肯（Chesney Duncan）等，在香港西營盤的杏花樓酒家共商廣州起事步驟。西方學者史扶鄰（Harold Z. Schiffrin）的《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一書中，分析何啟在起義活動中的作用。他說「何啟的支持儘管是偷偷摸摸的，卻為密謀者打開了新的前景，當運動一旦揭去秘密的偽裝出現在公眾面前時，這個英國殖民地中富有而知名的人士，最有資格使運動在人們心目中受到尊重。因為孫中山不過是一個年輕的醫生，楊衢雲也只是一個職員。一旦在廣州站穩了腳跟，密謀者就需要一個發言人向列強說明情況，其中最主要的是英國，有誰比何啟更合適呢？」除支持乙未廣州之役外，何啟也協助興中會在1900年發動的惠州起義，資助興中會出版革命宣傳報刊《中國日報》。但是日後何啟再沒有支援孫中山及其革命運動，皆因他不滿革命派過於激進。

1900年，庚子拳變爆發，八國聯軍攻打北京。當時李鴻章擔任兩廣總督，謠傳他在廣州搞兩廣獨立。何啟收到消息，立即通知孫中山，孫中山馬上從日本返港，並透過劉學詢與李鴻章接觸，但是無疾而終。此外，由於香港總督卜力（Sir Henry A. Blake）是何啟的好朋友，何啟建議卜力游說李鴻章策動兩廣獨立。卜力對此贊同，呼籲英國政府給予支持。不過隨著李鴻章赴京代表清廷向八國聯軍求和，英國政府反對策動李鴻章進行兩廣獨立，何啟的兩廣獨立夢想化為泡影。

從1887年開始，何啟已經發表文章，談論中國改革問題。他以英文撰稿，完成後交給好友胡禮垣譯成中文，在香港中西文報刊中刊登。1900年，何胡二人將歷年合著的論文結集成書，題為《新政真詮》，在香港出版。翌年英斂之把該書重校後交由上海格致新報館重印，於內地發行。《新政真詮》共有九篇文章，包括〈曾論書後〉（1887）、〈新政論議〉（1895）、〈新政始基〉（1898）、〈康說書後〉（1898）、〈新政安行〉（1898）、〈勸學篇書後〉（1899）、〈新政變通〉（1899）、〈前總序〉（1899）、〈後總序〉（1900）。根據學者考證，名義上這些文章是二人合撰，其實多篇作品是出自胡禮垣之手，真正由二人合寫的只有〈曾論書後〉和〈新政論議〉。至於其餘七篇中的五篇，主要作者均是胡禮垣，何啟只是提出意見。

此外，吳醒濂編著《香港華人名人史略》（香港：五洲書局，1937年）一書，內有一篇傳記題為〈何啟博士〉，提到何啟已發表的其他作品，計有：

1. 〈中國之評論〉（A Critical Essay on China）
2. 〈睡與醒〉（China, The Sleep and Awakening）
3. 〈中國基礎與改革〉（The Foundation of Reform in China）
4. 〈讀廣州稅務司喀博士之中國地稅及陸海軍計劃書後〉（On Commissioner of Customs of Canton Dr. Hart's Plan for Land Tax and the Army and Naval Forces）
5. 〈康有為君政見之評論〉（Criticisms of the Views of Kang Yau Wei, 1898）
6. 〈張之洞之批評〉（Criticisms of the Views of Viceroy Chang Chi Tung）
7. 〈勵學論〉（Encouragement to Learning, 1899）
8. 〈改良中國之負責人論〉（Persons Responsible for Reformation in China）
9. 〈中國改革之進步論〉（Critical Essays on the Progress of Reformation in China）
10. 〈與英國巴勛爵討論門戶開放書〉（A Memorial Addressed to Lord Charles Beresford on the "Open Door Policy"）
11. 〈與約翰先生討論拳匪之公開信〉（An Open Letter to Mr. John Bull on the Situation）

上述多種論著，其中〈曾論書後〉和〈新政論議〉肯定是何啟創作，因此探 討他的改革中國思想，應該採用這兩篇文章。〈曾論書後〉前身是一篇英文文章，即〈中國之睡與醒──與曾侯商榷〉（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A Reply to Marquis Tseng），1887年2月16日在《德臣西報》上刊登。後來胡禮垣「取其文而紬繹之，間亦添以己意」，定篇名為〈曾論書後〉，刊載於1887年5月11日出版的《華字日報》。此文除駁斥曾國藩兒子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外，還對清廷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透過辦洋務以謀自強的策略給予否定。何啟指出中國最大弊病就是「政令之不修與風俗之頹靡」，同時亦表示中國的律例不平，法司不公，才是中國無法達致真正富強而令列強尊重的根本原因。至於如何修政令和救風俗，何啟主張必須以信立國，要以信立國，就要靠推行公平的政令，而一切政令要以人民的意志為依歸，亦以人民的標準為標準。

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國勢更加危殆。面對這種情況，何啟與胡禮垣進一步就改革中國弊政反復商議，合作寫成〈新政論議〉這篇文章，闡述了「復古七事」與「因時九事」的全面政改綱領。「復古七事」是：（一）擇百揆以協同寅；（二）厚官祿以清賄賂；（三）廢捐納以重名器；（四）宏學校以育真才；（五）昌文學以救多士；（六）行選舉以同好惡；（七）開議院以布公平。而「因時九事」是：（一）開鐵路以振百為；（二）廣輪船以興商務；（三）作庶務以阜民財；（四）冊戶口以嚴捕逮；（五）分職守以釐庶績；（六）作陸兵以保疆土；（七）復水師以護商民；（八）理國課以裕度支；（九）宏日報以廣言路。由此可見，何啟的改革中國藍圖，既有政治制度的全面改革，又有具體的社會民生建設事務。

香港學者林啟彥教授〈嚴復與何啟──兩位留英學生近代化思想模式的探討〉一文，藉比較嚴復與何啟兩名十九世紀著名的留學英國學生，揭示何啟的改革思想特色，就是以英國政經制度為改革的張本，以西政來革新中國，取態迅猛和急進。他說：

嚴復、何啟二人，先後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留學英國，留學的時間幾乎同時。他們二人有關中國近代化的改革藍圖，從提倡的初始即出現不同的取徑，從而顯示兩種不同的近代化模式。嚴復認為英國的盛強，不在其船堅炮利，而在其學術之至真和風俗之至善，力倡開民智、新民德、鼓民力，用漸進的方式使中國社會邁向文明進步。何啟熟悉英國的政情，深嘆其政制之美，視英國的強盛與進步之基乃其政治上的公平、自由和民主。力主中國應修明內政，引進英國各項先進的政經制度以為改革的張本，期望清廷通過政制的全面革新來實現近代化的目標。嚴復以西學來改造中國，取態是溫和而緩進的；何啟以西政來革新中國，取態是迅猛而急進的。

晚年的何啟陷於債務，債主是其生意拍檔區德。1914年7月21日，何啟在其寓所突然休克病逝，享年五十五歲。遺體葬於香港跑馬地基督教墳場，其妻子雅麗氏和黎玉卿分別葬於他的左右側。何啟育有九男（十男）七女，女兒瑞金嫁給伍廷芳兒子伍朝樞，伍朝樞曾擔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駐美公使等職；另一名女兒瑞錫則嫁給傅秉常，他是香港大學第一屆畢業生，任職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外交委員會委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