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是歷史學家，他在領導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的時候，自然重視推動歷史的教學和研究，主要表現是開辦歷史課程、培育高級研究人材、出版學術刊物和著作、開拓研究領域。這些表現不僅促進二十世紀中國新史學在香港植根，並且使到香港的史學教研較從前更加蓬勃發展。

（一）開辦歷史課程
新亞書院創辦起，即設立文史系，開設歷史課程。後來文史系分為中國文學系和歷史學系。不論是文史系或歷史學系的課程，講授者除錢穆外，還有其他學者。他們講授東西方不同課題的歷史，為書院學生提供豐富的歷史知識，奠定學生的廣闊歷史知識基礎。（表三）

表三　新亞書院的歷史課程和任教老師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史學發展，由於政治時局的衝擊、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的傳入，還有多種新史料的發現，導致「新史學」的形成，湧現了不少名家，當中固然包括錢穆。此外，尚有「史學二陳」，即陳寅恪和陳垣二人，而陳垣的學生牟潤孫在1954年應邀從台灣來到香港，擔任新亞書院文史系主任、新亞研究所導師兼圖書館館長。牟潤孫坦承將老師陳垣的治學方法，教授給香港學生，部分日後進入了史學之門。牟潤孫表示：

我學了先師的方法，以正史與《通鑑》相比對，不僅瞭解了《通鑑》的史源，更進一步認識清楚司馬溫公如何剪裁史料，如何安排史料，如何組織成書，同時也瞭解了他的史料取捨標準。我之能窺見涑水（史學）之堂奧，實在是基於陳先生的啟發。我運用先師的方法在台灣、香港教了若干學生，有人因而進入史學之門。他們的成就縱有高低之不同，甚或他們不提個人治學淵源於勵耘書屋，而他們之受援庵先師影響，則是無法塗飾或擦掉的。

除牟潤孫外，其他在新亞任教的歷史學者，如羅香林、何格恩、左舜生等在國共內戰期間，從中國內地南下香港，他們來香港前在中國內地進行史學教研，深受中國新史學的薰陶。各人透過教學和研究，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史學潮流帶進香港。由此可見，錢穆對中國新史學植根香港作出貢獻。

（二）培育高級研究人材
1953年，錢穆成立新亞研究所，最初在九龍太子道。由於得到哈佛燕京學社的財政支持，兩年後公開招考研究生。此外，又與美國哈佛大學合作，選派研究生遠赴哈佛大學學習。1962年，增設了東南亞研究室。新亞研究所從成立至1964年，所長一職由錢穆擔任，其間開辦碩士課程，培訓若干畢業生。（表四）

表四　錢穆領導新亞研究所期間碩士畢業生一覽

上述新亞研究所畢業生，不少是進行歷史學研究，部分人畢業後，繼續從事史學研究。現在新亞研究所依然存在，除開辦碩士和博士研究班外，還開展研究、出版，以至學術文化交流和推廣工作。因此錢穆興辦的新亞研究所，為香港史學界提供高級研究人材。

（三）出版學術著作和刊物
錢穆領導新亞書院及研究所期間，仍堅持學術研究，除出版舊作外，還發表關於文學、史學和文化學的著作，計有《中國社會演變》（1950）、《莊子纂箋》（1950）、《中國文化史導論》（1951）、《中國歷史精神》（1951）、《中國歷代政治得失》（1952）、《中國思想史》（1952）、《文化學大義》（1952）、《國史新論》（1953）、《宋明理學概述》（1953）、《四書釋義》（1953）、《黃帝》（1954）、《中國思想通俗講話》（1955）、《王守仁》（1955）、《人生十論》（1955）、《秦漢史》（1957）、《莊老通辨》（1957）、《陽明先生傳習錄及大學問節本》（1957）、《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1958）、《學籥》（1958）、《民族與文化》（1960）、《湖上閒思錄》（1960）、《中國歷史研究法》（1961）、《史記地名考》（1962）、《中國文學講演集》（1963）。以上眾多著作，其中以《中國歷史精神》和《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兩書與香港史學教研關係最為密切。兩書前身是錢穆在台北的演講稿。《中國歷史精神》討論史學精神與方法，還有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經濟、國防、教育、地理和人物等；《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則闡述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組織、選舉與考試制度、賦稅制度、國防與兵役制度。《中國歷史精神》、《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與錢穆另一本著作《國史大綱》，成為香港大學中文系、香港中學預科中國歷史課程的指定參考書，可見錢穆史學著作在香港的中國歷史教育上擔當重要角色。

此外，錢穆也與香港出版社合作，帶領新亞研究所職員，編寫供香港中學使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新亞研究所學生羅炳綿、蘇慶彬回憶編寫教科書的過程。羅炳綿表示「那時香港的一家出版社找錢先生編寫一部供中學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他提議由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編輯，自己校訂。如何編寫且撇開不談，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過程中凡是有關教科書的文稿，錢先生例必從頭到尾，細心改寫、修訂，認真非常。」有份參與編寫教科書的蘇慶彬在其回憶錄《七十雜憶：從香港淪陷到新亞書院的歲月》中，證實了羅炳綿的說法。他指出：

我們接受邀請編寫這套中史教科書時，心情極為沉重，因為課本會影響中國歷史的教學，而且又是由錢師校訂，所以心裏總是戰戰兢兢，謹慎地一再參照教育司署的指引。首先列出書中的章節，與錢師商議，並獲得錢師的認可，然後展開編寫工作。……以往的中史教科書，戰國時代的「合縱連橫」一事，所載都認為主其事者是蘇秦與張儀。徵詢錢師，錢師則認為既非史實，當可省去，不能以附會之說，流傳以貽害學子。我們在教科書上遣詞用字，稍有欠妥，錢師無不斟酌糾正。當我在錢師院長室取回校訂稿時，他經常叮囑：「有甚麼問題，不要以我有事繁忙為詞，定必前來商議。」

由於編寫中國歷史教科書的過程嚴謹，教科書的質素當然有保證，它不僅造福莘莘學子，並且提高香港的中國歷史教育水平。最後，新亞書院和研究所在錢穆領導期間，亦先後出版《新亞學報》（1955）、《新亞書院學術年刊》（1959）、《新亞研究所專刊》等，其中《新亞學報》的刊行原因和特色，錢穆表示「專載研究所指導同人及研究生之最近著作與研究論文，可使外界知此研究所之精神所在，亦為全世界漢學研究添一生力軍，亦即為哈燕社作報告。」上述新亞出版的學術刊物，為史學著作提供了發表園地，促進香港成為傳播學術研究成果的地方，提升香港在海內外史學界的地位。

（四）開拓研究領域
錢穆揭示政治制度史和歷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性，他認為「政治制度和歷史地理是史學研究的兩條腿，必須加以掌握。」至於探討政治制度的原因，錢穆給予解釋：「思想領導政治，政治形成制度，制度為政治與思想之具體表現，中國史上似不見有偉大政治思想家，寫出一部思想有體系有組織的大著作，此乃因為中國學人注意實踐。以為徒托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故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須從制度入手，不能只從學人著作入手。」為了推動政治制度史和歷史地理研究，錢穆身體力行，撰寫《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史記地名考》等作品，同時聘請牟潤孫與嚴耕望來香港執教。嚴耕望是錢穆的學生，專治政治制度和歷史地理，他在港任教期間，除撰寫巨著《唐代交通圖考》外，還發表〈唐代行政制度論略〉、〈漢唐時代川滇東道考〉、〈漢晉時滇越通道考〉和〈秦漢迄唐飛狐道考〉等論文。嚴耕望承認在香港的教學生活對其撰寫《唐代交通圖考》有很大幫助。他說：

先生（錢穆）問我你到香港教書，現在想來，是得計抑或失計？我曰自覺得計。若不到香港，唐代交通圖考當已寫成，但可能無現今之精密，因為能看到的新材料較少，地圖也較少。至於整體學術規模更不會有現今這般大。因為史語所工作，無外界壓力與刺激，勢必愈做愈專；而教書不能專講自己研究的專題，必得擴大注意面；且在授課時，往往刺激自己，湧現新意見。所以若一直在史語所環境中，我的學術規模必然較小，境界也可能較低。先生以為然。

在錢穆、嚴耕望，以及牟潤孫的影響下，新亞研究所學生投入中國政治制度史和歷史地理研究，締造不少研究成果。政治制度史研究成果方面，如孫國棟《唐代中央重要文官遷轉途徑研究》（香港：龍門書店，1978年）、〈唐代三省制之發展研究〉；羅球慶〈北宋兵制研究〉；陳啟雲〈兩晉三省制度之淵源、特色及其演變〉；黃開華〈明政制上並設南京部院之特色〉；金中樞〈北宋科舉制度研究〉；梁天錫《宋代祠祿制度考實》（香港：龍門書店，1968年）、〈北宋臺諫制度之轉變〉；廖伯源〈漢代爵位制考釋〉等。歷史地理研究成果方面，有譚宗義《漢代國內陸路交通考》（香港：新亞研究所，1967年）；胡耀輝〈魏晉時代之洛陽鄴都與長安〉；唐小敏〈魏晉黃河中下游陸路交通研究〉；張偉國〈中古黃河津渡考〉；李啟文〈漢代之物產〉等。

除政治制度史和歷史地理研究外，錢穆亦致力於中國學術思想史研究，先後發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等。新亞書院學生余英時以研究明清學術思想史而譽滿史林，他明確表示其投身明清學術思想史研究，是受到錢穆的影響，他說「余治明清思想，啟途於師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關於師承方面，我治中國思想史從開始便是受錢穆先生的啟發，這是大家都知道。」余英時在七十年代中期擔任新亞書院院長，其間發表《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書店，1976年）、〈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等。這些著作從思想的內在理路探討清代思想，認為清代考證學的興起，主要是呼應宋明儒學發展的內在要求，結果促使清代學術思想出現新動向，即是「智識主義」的勃興。有學者認為余英時的見解「極具創見」。除余英時外，新亞研究所畢業生、香港學者羅炳錦、蘇慶彬亦開展學術思想史研究。羅炳綿《清代學術論集》（台北：食貨出版社，1978年）討論章學誠、錢謙益、錢晉、毛晉與黃丕烈等人，藉此了解清代的史學、考證學和校勘學。蘇慶彬則探討章學誠史學思想及清人考證學中的辨偽法。由此可見，香港的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歷史地理研究，以及學術思想史研究能夠開花結果，錢穆作出不小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