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香港大學教授羅香林先生，是二十世紀下半葉香港的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先軀。他撰寫了《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中國族譜所記基督教之傳播與近代中國之關係〉等著作，探討香港基督教五大家族，以及西人傳教士和華人信徒。羅香林病逝後，他的學生李志剛延續老師志業，展開近代中國基督教史探索，在八十年代先後完成《容閎與近代中國》（1981）、《基督教早期來華傳教史》（1985）、《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1989）。

九十年代以後，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隊伍在香港出現，成員除李志剛外，還有梁元生、李金強、梁家麟、吳梓明、邢福增、黃文江等人，研究成果數目遠多於從前。本文旨在概述他們自1980年代末期起的研究著作，希望對關心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和香港史學的人士，或者是教授中國歷史科的教師，提供有效的幫助。根據研究著作性質，全文分為專題研究和論文集兩個部分。由於筆者學力有限，在介紹著作方面必有遺漏，誠希讀者不吝指正。

【1】梁家麟：《廣東基督教教育（1807至1953年）》，香港：建道神學院，1993年。（328頁）
該書是作者的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修訂本。作者在〈前言〉中開宗明義指出「1807年（嘉慶十二年），基督新教傳入中國，對世界基督教傳播史的意義，並不僅是在眾傳教工場外多增一個而已，它卻是開啟了二十世紀初全球最大的傳教工場。同樣地，對近代中國來說，此時期傳教所產生的影響，無論是正面地引進西洋知識、協助中國近代化，或負面地導致晚清數十年間，八百多宗教案的發生，皆超越中西交通史的意義，進而成為研究中國近代政治、社會、文化等部門都必須處理的重要課題。」教育屬於文化的一部分，而傳教士在中國興辦的教育，對傳教工作和中國汲取西方知識，步向近代化，影響深遠，意義重大。梁家麟表示「教育是在華傳教事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傳教士在此投下了大量的傳教資源，開辦了不同種類和級別的學校，吸引了為數甚巨的學生就讀。對於傳教工作的發展，自然有深遠的影響；即對正當步向近代化、渴求西洋知識的中國而言，意義也甚為重大。」

廣東省的基督教教育是本書的探討對象，目的是「探討從晚清到中共立國此百多年間，各差會在省內辦學的情況，一方面希望將原貎較完整地描繪出來，以補前述研究之不足；另方面也可以就廣東地區所發生的具體政治、社會問題及教會學校的回應，了解彼此之相互作用。這也可以說是中國基督教教育的區域研究。」全書共有十一章：第一章〈初叩通商之門（1807至1839年）〉；第二章〈突破通商口岸（1842至1860年）〉；第三章〈傳教教育的奠立〉；第四章〈教禁解除與全省開放（1860至1899年）〉；第五章〈高等化與系統化〉；第六章〈飛躍的時代（1900至1920年）〉；第七章〈傳教教育與中國社會變遷〉；第八章〈民族怒潮的撼擊（1920至1927年）〉；第九章〈從傳教教育到基督教教育（1927至1936年）〉；第十章〈在政治劇變中結束（1937至1953年）〉；第十一章〈結論──建立一個基督教教育的全面解說〉。

【2】邢福增：《文化適應與中國基督徒（1860至1911年）》，香港：建道神學院，1995年。（209頁）
所謂「文化適應」（Cultural Accommodation），作者予以解釋，就是「指中國信徒在處身異文化東來的處境時，如何面對異文化與本土文化的差異，承受因差異而帶來的激盪，及尋求協調整合的方法。十九世紀中葉，當基督教信仰透過傳教士傳播到中國，因著文化的差異，必然會衍生若干程度的衝擊。中國基督徒必須在這個歷史環境中回應所面對的衝擊。」本書以華人基督徒為探討對象，原因是中外學界的華人基督徒研究成果不多，加上華人基督徒角色重要。作者說「其實，不論是西方傳教士或是中國基督徒，在面對著兩種不同的文化觀念時，都存在著協調及適應的因難。過去學者對眾多西方傳教士的研究已取得初步的成果，但是，對整個信仰群體中的重要組成分子──中國基督徒的探討，卻始終仍付闕如。這群信徒皈依了被絕大多數國人視為洋教、舶來品的基督教，如何在兩種不同的文化環境中思索、反省；在衝突、矛盾中尋求協調、適應，進而建立其中國基督徒的身份，仍有待學者發掘研究。」至於探討1860至1911年的中國基督徒歷史，因為「1860年是基督教入華的轉捩點：由於《北京條約》的締結，中國正式解除教禁，全國開放。這種新局面對傳教士來說，實是重大的刺激及鼓舞。基督教可以在合法的情況下，更深入、更廣泛的接觸中國人。西方傳教士和中國基督教在文化適應上的反省，也因應而活躍起來。另方面，1911年標誌著滿清皇朝的覆亡，進入民國時代。此後，中國教會身處的景況產生重大的改變，當中所牽涉及要處理的，已是另一個課題了。」

本書是作者的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修訂本。書首有兩篇序言，作者就是王爾敏和梁家麟，以及邢福增〈自序〉。全書共有六章：第一章〈前言〉；第二章〈晚清中國教會的時代處境〉；第三章〈宣教事業與中國基督徒〉；第四章〈晚清中國基督徒的自我體認〉；第五章〈文化適應與中國基督徒〉；第六章〈結論〉。

【3】邢福增：《基督信仰與救國實踐──二十世紀前期的個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1997年。（443頁）
該書是作者根據其博士論文修訂而成的，透過民國時期徐謙（1871－1940）、馮玉祥（1882－1948）和張之江（1882－1966）三位人物，探討當時的基督教救國主義思潮。以基督教救國主義作為博士論文研究主題，作者〈自序〉強調「既有內在思路的脈絡可尋，也與外在時代處境的刺激有關。」內在思路方面，就是「早在我研究晚清中國基督徒時，已發現他們在從事整合基督教信仰與中國傳統文化。在十九世紀末，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開始思想關於基督教與中國富強的關係。這股救國思潮，到民國成立後，成為不同背景的中國信徒的共同話語。故此，著手研究基督教救國主義，可說是上一個研究的發展與承繼。」時代處境刺激方面，與香港九七回歸有關。邢福增說「在九七回歸的前提下，身邊聽到了不少關於基督教可以救中國的論調。我既皈信於基督教信仰，關於基督教是救中國的唯一根本，中國的民主化建基於基督教精神主張等主張，起始時也覺得十分吸引，但後來也產生了若干的困惑。當我進一步發現原來這些說法早在數十年前已在中國教會內流行時，我決定檢視一下二十世紀前期的基督教救國主義，希望可以為今日的情況提供一些參照。」

書首除〈自序〉外，還有三篇分別由張慕皚、劉義章、梁元生撰寫的序言和〈導論〉。接著是第一章〈啟蒙與救亡：民初基督教救國主義的萌生〉。隨後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徐謙──基督教救國主義」由第二章〈基督徒革命家與基督教救國主義〉、第三章〈基督（教）救國主義析論（1917－1924）〉、第四章〈革命家徐謙與基督教（1924－1940）〉組成；第二部分「馮玉祥──基督將軍」分別有第五章〈「基督將軍」的皈信前後〉、第六章〈馮玉祥與基督教救國論（1913－1925）〉、第七章〈基督教、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第八章〈基督教救國論的再思〉。第三部分「張之江──信行救國」則有第九章〈「基督將軍」的皈信前後〉、第十章〈國家與信仰的平衡與整合（1928－1931）〉和第十一章〈「信行救國」論與中華基督徒信行救國十人團〉。最後一章是〈結論──基督教救國主義的全面評檢〉。

【4】蔡錦圖：《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1832－1953）》，香港：建道神學院，1998年。（228頁）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是英國人，1854年來到中國傳播基督教，1865年在中國創立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內地會是超宗派信心差會，最早走進中國內地省份傳教，而內地會傳教士來自英國、北美、歐洲和澳洲，他們大部分傾向基要派神學思想，目標是盡快在中國各省廣傳福音，為了達致這個目標，內地會傳教士會身穿華服，習用當地語言，致力成為本色化教會。傳教期間內地會遇到民教衝突，該會傳教士不會尋求外國政府協助，也不會要求中國政府對他們作出賠償。此外，內地會亦避免干擾其他傳教團體的宣教工作，並且與它們積極合作。內地會傳教士的神學思想與傳教模式，得到甚多成立較遲的中國教會所認同。本書探討從戴德生來華，直至1953年內地會最後一個宣教士離開中國內地期間，內地會的傳教事業和策略。

蔡錦圖解釋研究基督教傳教士傳教事業和策略的重要性，他說「西方基督教傳教士的傳教事業及策略，是近代中國教會史中最重要的課題。新教在華的傳教事業包括了佈道、建立教會、開辦醫療、教育、文字、訓練等事工，它們的推展與差會的傳教策略有著密切的關係。所謂傳教策略，涉及的問題不單是如何有效地傳福音，更包括了教會管理、本色化神學、基督徒與社群的相處，甚至是教會與中國及西方國家的關係等問題。傳教策略的運用，反映了傳教士在中國傳播基督教信仰時背後的信念以及所遭遇的問題。」對於內地會的傳教事工，蔡錦圖的評價是「撇開傳教事業報告中的數據，在中國近代兵荒馬亂的日子裏，內地會的傳教工作曾經實實在在地成為不少受創心靈的祝福與安慰。」本書前身是作者的建道神學院碩士論文。書首有梁家麟〈序〉和作者〈自序〉，繼而有〈導言〉。全書共有六章：（一）戴德生的早年生活及對內地會的影響（1832－1865）；（二）內地會的建立與成長（1865－1900）；（三）二十世紀的發展（1900－1953）；（四）神學、組織及傳教事業；（五）本色化傳教策略；（六）結語。

【5】吳梓明、梁元生、李金強編著：《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第一輯：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綜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1998年。（237頁）
基督新舊教傳教士於十九世紀從歐美國家，千里迢迢來到中國，展開了艱辛的傳教工作，為了推動宣教，傳教士在中國內地興辦中小學。其後部分傳教士將一些中學的教學水平提升，或者把不同學校合併，結果在十九世紀中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有基督教背景的大學在中國城市出現，人們通稱這些大學為「教會大學」。根據統計，教會大學有十多所，計有北京的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天津的天津工商大學；濟南的齊魯大學；南京的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蘇州的東吳大學；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震旦大學；杭州的之江大學；武漢的華中大學；成都的華西協合大學；福州的福建協和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廣州的嶺南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中國與美國關係惡化，尤其是韓戰時期，因此與歐美關係千絲萬縷的教會大學，於五十年代初被迫停辦，結束其在中國內地發展的歷史。

從教會大學出現至停辦期間，它們作出多項貢獻，如培育高級人材、促進社會改良，以及加強中西文化交流等。由此可見，中國教會大學歷史具有研究價值。吳梓明、梁元生在本書中進一步說明它的研究價值，指出「教會大學的歷史研究，可牽涉到一些大題目如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西關係發展史，也可以涉及學制、課程改革、地方傳統、菁英培養及教員、學生、校友等有關研究課題。這些課題並非囿於宗教或教育範圍之內，而是與近代中國的社會、文化，乃至經濟、政治，都有密切相連的關係。」要開展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必須掌握充足的史料，特別是大學檔案，但是這些檔案散藏於不同地方的檔案館。吳梓明發起《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研究計劃，與其他學者合作，共同出版書籍六冊，介紹中國內地個別檔案館內教會大學檔案資料的收藏情況。本書屬該文獻目錄的第一冊，共有十六章，闡述各教會大學的歷史沿革及辦學特色，介紹大學檔案資料庋藏及分佈，並且提供主要書目及論文索引。

【6】梁家麟：《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1999年。（192頁）
本書初版出版於1988年。書首有三篇序言，作者分別是王爾敏、張慕皚和梁家麟。梁家麟在〈自序〉中交代撰寫本書的三個原因。第一，回應許多人建議撰寫一些普及性的讀物。第二，滿足基督徒的需要，就是「在面對劇烈的時代轉變而又感到惶恐不安時，許多人都自然希望能從過去的經驗中找到某些教訓或指引。」第三，以本書作為個人在摸索成長中一個片斷的見證。作者進一步表示「在本書才完成後一個月，筆者便有機會到外國進修神學；於未來數年間，大概都沒有機會繼續在史料中『翻爬』；將來即使重操故業，但相隔這麼一段時間，若仍自信會有一些進步的話，則必然對現今的許多結論感到不滿，或將予以放棄。既然自己並無寫一本影響一千年的永恒作品的打算，則與其待他日將現今的看法扔進廢紙簍，不若將之整理出來，好作為個人在摸索成長中一個片斷的見證。」全書共有十章：（一）前三度來華的檢討；（二）更正教的初傳（1807－1842）；（三）傳教與不平等條約（1842－1860）；（四）傳教策略的評估（1860－1880）；（五）發展與分歧（1880－1900）；（六）教案與義和團事件（1842－1900）；（七）全面西化下的基督教（1900－1920）；（八）非基督教運動（1922－1927）；（九）回應與本色化探討；（十）抗戰、內戰、與改造（1937－1957）。

王爾敏認為《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一書具有通俗化的特點，他說「知識的通俗化要求，是一八九五年以來的一個普遍而持久的嚴肅運動，宗旨在喚醒民眾。現代歷史家的反省，也是要努力撰著淺顯易讀的通史，這早已成為學者們共同致力的一個目標。今讀家麟此書，對於這一代的中國基督教傳教史而言，也可以說是當今難得的通俗史書。雖然不及張蔭麟《中國上古史綱》、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兩書的博大精審，但於史家通俗化理想，卻是重要的實踐。」至於本書出版目的，梁家麟希望「願它能激起一些討論，並且增添我們對歷史研究的關懷和興趣，甚或對今日思想教會的模式與前路提供一點參考和幫助。」

【7】邢福增：《中國基要主義的實踐與困境──陳崇桂的神學思想與時代》，香港：建道神學院，2001年。（390頁）
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的定義，作者給予解釋，就是「一場發源於美國的宗教或神學運動，泛稱那些因不滿自由神學而起來捍衛基要（Fundamental）教義的保守教會人士。他們秉承著福音主義（Evangelism）的傳統，不能認同自由神學在回應啟蒙運動的挑戰時，高舉以理性作為判斷傳統教義應否揚棄的唯一標準的做法。他們深切感受到自由神學崛興的福音主義帶來的威脅，特別是其對聖經權威的否定，於是聯合起來反對神學現代派，並且往往以好戰（Militant）的姿態與之對抗。」

陳崇桂（1883－1963）是二十世紀著名的中國教會領袖，先後任教於湖北荊州神道學校、湖南聖經學院和重慶神學院，該三所神學院校，具有濃厚的基要主義背景。陳崇桂亦努力於文字工作，撰寫中、英及瑞典文專著達四十多種，當中以《靈修日新──聖經每章之講義》一書最為著稱，於一九三六年出版，是陳崇桂對整本聖經作靈修默想的系統記錄，該書日後多次重印。此外，陳崇桂又主編《佈道雜誌》、《靈光》，它們廣受信徒們歡迎，是中國基要主義的兩大論壇。與此同時，陳崇桂也是著名的奮興佈道家，足跡遍及中國多個省份和東南亞一帶。至於他的神學角色和思想，分別是並非主戰型的基要派、神學思想保守、重視正統神學教育、信仰立場堅定、立場開放和溫和，以及關懷社會。從陳崇桂的生平經歷，邢福增深信陳崇桂「藉著神學教育、文字和佈道等工作，他的影響範圍更推廣至全國各地，其對華人教會屬靈傳統的影響，可謂既深且遠。職是之故，全面研究陳崇桂的神學思想，對我們了解中國基要主義的發展，確是饒具意義。」

《中國基要主義的實踐與困境──陳崇桂的神學思想與時代》由九章組成：第一章〈導論〉；第二章〈生平、時代與職事〉；第三章〈中國基要主義者〉；第四章〈基要主義與愛國主義〉；第五章〈基要主義與共產主義〉；第六章〈三自運動與思想改造〉；第七章〈自傳與基督教的本質〉；第八章〈反右運動前後〉；第九章〈結論〉。

【8】湯泳詩：《一個華南客家教會的研究──從巴色會到香港崇真會》，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2年。（210頁）
眾所周知，基督教有不同的差會。踏入十九世紀，這些差會先後派人前來中國，展開宣教工作。巴色會（Basel Mission）是位於德國、瑞士、法國交界的差會，該會傳教士多數是信義宗、長老宗等宗派的成員。1847年巴色會傳教士首次踏足中國，在華南客家村落進行傳教和教育工作。及至二十世紀，巴色會的華人信徒開始自立活動，1924年巴色會改稱崇真會，顯示其本色化的方向。湯泳詩一書探討從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期間，巴色會發展為崇真會的歷程。作者論述了巴色會研究的意義，主要有三點：（一）十九世紀來華差會，多數是來自英國或美國。巴色會傳教士則以歐陸的德國人和瑞士籍人士為主。（二）巴色會傳教士專以華南內陸客家人士為宣教對象。（三）在華人教會自立運動上，巴色會華人自立的個案，頗具代表性。該會重視華人自傳的宣教策略，以「中西合作」作為自立運動的發展模式。

書首有盧龍光〈香港教會系列總序〉。繼而有三篇序言，作者分別為丘頌雲、王福義、李金強。全書有六章：第一章〈引言──崇真會研究的學術意義〉；第二章〈巴色會的成立及來華（1815－1923）〉；第三章〈中華基督教崇真會（1924－1951）〉；第四章〈香港：從巴色會到崇真會（1923－1951）〉；第五章〈香港崇真會的新發展（1952－2000）〉；第六章〈結論〉。書末有四個附錄：（一）提倡某地自立耶穌教會緣起附簡章；（二）巴色會圖書館有關中國工場的藏書情況；（三）中華基督教崇真會百年來區支會分佈地圖；（四）香港崇真會所設立的教會、學校及社會服務單位名單。李金強指出本書「探討巴色會到崇真會百多年發展之歷程，縷述該會由華人教牧及傑出信徒領導下，譜寫出其百多年自立奮進的歷史見證。」本書作者湯泳詩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組，而本書前身是她的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

【9】黃智奇：《亦有仁義──基督徒傳教士與鴉片貿易的鬥爭》，香港：宣道出版社，2004年。（178頁）
鴉片早在唐代已經輸入中國，及至清代，歐美尤其是英國商人為了改變對中國貿易的入超情況，因此向中國出口大量鴉片，對中國造成重大禍害，並引致中英兩國為了鴉片問題，展開了幾次戰爭。中國在戰爭中被打敗，被迫簽訂若干不平等條約，同意鴉片貿易合法化，結果鴉片對中國人民的禍害越來越大。在中國傳播基督教的外國傳教士，看到鴉片對華人的傷害，決定發起反鴉片貿易運動。二十世紀初，外國政府願意停止向中國輸出鴉片。《亦有仁義》一書探討西方傳教士反對鴉片輸入中國的表現。至於研究原因，如作者所說就是傳教士與鴉片「都對中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兩者都是在同一世紀、同一條約（天津條約）下得以自由進入中國。這些西教士要傳基督教救世的道理，但他們所謂信奉基督的祖國政府和商人卻進行鴉片貿易，以鴉片遺害中國人！究竟他們如何面對這矛盾和衝突？這題目本身蘊含的矛盾已經足以引起我的興趣。」

本書探討的問題主要有三個：（一）探討整體在華傳教士對鴉片貿易問題的看法。（二）探討反鴉片運動的本質和傳教士發動反鴉片運動的動機。（三）探討反鴉片運動在整個過程中所用的方法和所生的果效，以及這運動所帶來的歷史意義。這本書前身是作者在加拿大修讀神學時，用英文所撰寫的碩士論文。書首有林榮洪〈序〉、作者〈自序〉和〈引言〉。此外，另有五章：第一章〈1858年天津條約之前：傳教士對鴉片走私的理解和回應〉；第二章〈1858－1877：傳教士發起反鴉運動〉；第三章〈1878－1890：反鴉運動波濤洶湧〉；第四章〈1891－1907：反鴉運動曙光初現〉；第五章〈總結篇：傳教士反鴉運動的意義〉。林榮洪指出本書的三點特色：（一）將傳教問題與鴉片問題劃清界線。（二）文獻資料豐富，包括傳教士的工作會議紀錄、中英政府的官方文件，還有雜誌報刊和公私書信。（三）揭示西方傳教士關懷中國民生，重視中國社會革新，讓讀者了解傳教士對近代中國的貢獻。

【10】梁壽華：《革命先驅──基督徒與晚清中國革命的起源》，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年。（385頁）
1807年，英國人馬禮遜以倫敦傳道會牧師的身份來到中國，為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歷史揭開了序幕。繼馬禮遜後，歐美其他國家的傳教士也前來中國，進行宣教活動。在這些外國傳教士的影響下，華人接受了基督教，並且成為教徒。有些華人基督教徒更投身中國政治，參與推翻滿清政府的武裝革命運動。數最著名的反清華人基督徒，一定是孫中山先生。其實除孫中山外，其他教徒的革命表現及其貢獻，亦值得我們的注意。梁壽華《革命先驅》一書全面探討華人基督教徒與反清革命運動的關係。該書前身是作者的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碩士論文。書首分別有〈林榮洪序〉、〈自序〉和〈導言〉。梁壽華在〈自序〉中開宗明義指出「本書的立論是：基督徒革命者的倫理乃本於上帝的倫理。政治上民主共和的訴求、救國救民的拯救（Salvation）言行、革命中的人道主義精神、為實現理想價值而不惜殉身的志向和勇氣、革命的無私性質、正義的伸張、嫉惡如仇，以至倚靠上帝而進行革命……可說都是把上帝的倫理體現於人的倫理中，是天道和人文相遇的結果。」

本書共有十章：第一章〈基督徒革命者的興起〉；第二章〈革命與華人教會本國化運動〉；第三章〈孫中山：基督徒革命者的形成〉；第四章〈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第五章〈革命團體的籌組〉；第六章〈興中會第一次起義〉；第七章〈革命力量的重組〉；第八章〈興中會第二次起義〉；第九章〈大明順天國之役〉；第十章〈兩湖基督徒的革命活動〉。書末分別有〈結論〉、〈參考書目〉，以及〈圖片專輯：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掠影〉。作者在〈結論〉中高度肯定基督徒的政治革命表現，他說「愛國基督徒抱著基督教賦予的理想和勇氣，突破中國幾千年傳統帝王統治的格局，進行最徹底的政治改革。這些基督徒是中國民主革命史上的先覺者和先行者，他們的革命事業極具原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