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十四歲的孫中山隨母親從澳門出發，坐船橫跨太平洋，前往當時稱為檀香山的夏威夷。這次遠行對孫中山的影響不小，孫中山自稱「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濶，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至於孫中山一生先後七次到過檀香山和美國大陸，在當地生活了九年又六個月，時間不可謂不長。因此探討孫中山的生平及其經歷，不能夠忽視他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本文主要依據台灣學者陳三井的《中山先生與美國》（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5年）一書，論述孫中山的思想及其革命活動與美國的關係、美國人對孫中山的態度與印象，藉以比較具體地了解兩者的互相影響。

若翻閱《國父全集》可以看到孫中山多次稱贊美國，認為美國是「世界第一富強的國家」、「今日世界實業最發達之國」、「世界最富最強之國，沒有那一國可以和它並駕齊驅」。對於美國獨立革命、美國南北戰爭，還有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林肯（Abraham Lincoln）和威爾遜（Woodrow Wilson）三位美國總統，孫中山推崇備至。就美國獨立革命而言，孫中山揭示其性質，就是「美國人民自己求獨立，為自己爭平等」的革命戰爭，而獨立革命的爆發原因，孫中山表示：

當美國革命的時候，人民所向的目標是在獨立。他們為什麼要獨立呢？因他們當時的十三州都是英國的領土、歸英國管理。英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壓迫美國人民，比壓迫本國人民還要嚴厲得多，美國人民見得他們自己和英國人民，都是同歸一個英國政府管理，英國政府待本國人民是那樣寛大，待美國人民是這樣刻薄，便覺得很不平等。所以要脫離英國，自己去管理自己，成一個獨立國家。他們因為獨立，反抗英國，和英國戰爭了八年，後來獨立成功，所有在美國的白色人種，政府都一律看待，一律平等。

美國南北戰爭於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發生。孫中山認為該戰爭反映美國人追求平等自由的精神，他說「第二次的大戰爭，是美國人民為黑奴求自由，為黑奴爭平等；不是為自己爭平等，是為他人爭平等。為他人爭平等，比較為自己爭平等，所受的犧牲還要大，流血還要多。所以美國歷史是一種爭平等的歷史，這種爭平等的歷史，是世界歷史中的大光榮。」

華盛頓和林肯分別是獨立革命戰爭和南北戰爭的領導者，孫中山對二人十分仰慕，強調他們是美國的「兩個大偉人」，並闡明其歷史貢獻，「美國有兩個極有名的大總統：一位是開國的大總統叫做華盛頓，現在世界上的人說起開國元勲便數到華盛頓，因為那位大總統在爭人類平等的歷史上，是很有功勞的。其餘一位大總統就林肯。」威爾遜是美國第廿八任總統，任內提出「十四點原則」（The Fourteen Points），主張「民族自決」。孫中山分析該主張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他說「當戰爭時有一個大言論最被人歡迎的，是美國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自決』。因為德國用武力壓迫協約國的民族，威爾遜主張打滅德國的強權，令世界上各弱小民族以後都有自主的機會；於是這種主張便被世界所歡迎。所以印度雖然被英國滅了，普通人民是反對英國的，但是有好多小民族，聽見威爾遜說這回戰爭是為弱小民族爭自由的，他們便很喜歡去幫英國打仗。……當時威爾遜主張維持以後世界的和平，提出了十四條，其中最要緊的是讓各民族自決。」

值很注意的是，美國人的言行啟迪了孫中山的思想。1863年11月19日，林肯發表著名的「蓋茨堡演說」（Gettysburg Address），悼念南北戰爭中的死難者。他在演說中揭櫫民主政治的精義，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後來孫中山利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說，詮釋他的三民主義：「我們革命之始，主張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就是民族、民權、民生。美國總統林肯他說的……民有、民治、民享主義，就是兄弟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這三個主義和美國大總統林肯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層意思，完全是相通的。民有的意思，就是民族主義。……把政治上的主權，實在拿到人民手裡來，才可以治國，才叫做民治。這個達到民治的道理，就叫做民權主義。……怎麽樣享受生活上幸福的道理，便叫做民生主義。所以說民有、民治、民享，就是本大總統生平所提倡的三民主義。」

亨利‧喬治（Henry George）是十九世紀末期著名的經濟學家、改革家與社會哲學家。他撰寫了《進步與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一書，提出徵收單一土地稅，藉以解決資本主義國家貧富懸殊的問題。所謂單一土地稅，就是政府向土地擁有者收取地租，地租的一部分用作改良土壤，其餘則造福社會，使每個人均沾利益。與此同時，政府要逐漸廢除一切賦稅。亨利‧喬治的單一土地稅主張在歐美傳播期間，正值孫中山身處當地，有機會接觸該學說。孫中山的日本友人宮崎寅藏推崇亨利‧喬治的土地國有論，進而要求實行「平分地權」。此外，1898年德國人在膠州嘗試進行徵收地價增值稅。宮崎寅藏和德國人的言行表現，引發了孫中山對亨利‧喬治的興趣，將他與馬克思並列，認為亨利的「土地公有」和馬克思的「資本公有」，都是「得社會主義之真髓」。眾所周知，「平均地權」是三民主義之一民生主義的重要部分，而平均地權主要以亨利‧喬治的土地國有和單稅論為基本內容。

威爾確斯（Delos F. Wilcox）是政治學者，撰寫了《全民政治論》（Government by all the People）一書，該書又名《創制權、複決權、罷免權於民政之作用》（The Initiative, Referendum and the Recall as Instrument of Democracy），書中宣揚民權，人民必須當家作主，參與和管理國家政治。《全民政治論》自出版起，立即受到孫中山的重視，希望將該書翻譯為中文，廖仲愷完成翻譯工作。孫中山提倡全民政治和民權中應該包括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和複決權，明顯受到威爾確斯的影響。最後，美國的《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鐵路建設亦啟迪孫中山。二十世紀初，孫中山用英文發表了〈中國問題的真解決〉（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該文是一篇中國革命的宣言書，它從內容到形式有《獨立宣言》的影子。民國初年孫中山提出了利用外資建築鐵路計劃，計劃在十年內興建二十萬里鐵路，這個計劃的萌生與美國有關。孫中山表示「民欲興其國，必先修其路。何以見之？見之於美國」、「在美國富源未開發之前，連貫國疆極端之鐵路系統，大部分皆借債，利用外資敷設，但美國並未因此受害，且因此獲鉅利，臻於富強之域。」